[6]由上可见，国家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决定了国家所进行的财政活动必然包含两个领域：一是提供包括履行行政职能在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需要的财力，二是宏观经济管理及国有资本的收益分配。
加上行政编制不足，人才引进只能采取聘用合同制，造成编外人数大大超过在编人数，有的地方甚至在二三倍以上，但同工不同酬，公务员的工资待遇是雇员的三倍左右，雇员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不衔接、流通渠道不畅，很难吸引和长期留住人才。（三）相关数据比较现行县级分类标准制定距今已近20年，2001年采用广东省统计数据重新计算分类至今也有10余年，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按原标准核定的机构编制数与现实情况严重不相适应。
强县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和城乡融合度高，县域统筹能力强，其政府职能重点要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加大统筹城乡力度，积极推进农村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县城和中心镇集中、农民居住向农村新社区集中、农地经营向农业大户集中，加快形成体制统一、资源共享、利益共得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机制。文章来源：《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3年第2期。对面积较大的经济发达镇，推行撤镇改区（市）扁平化改革，将符合条件的镇改为市辖区或县级市建制，打破镇建制的制约。作者简介：陈琦，广东省编办。（二）现行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与管理任务的实际要求不相适应一是现行配备标准与实际要求不相适应。
浙江省已有先行实践，实行市管县和省管县混合并存的行政体制，将县一级行政权力中最重要的人事权和财政权集中归于省一级政府，减少了管理层次，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益，使有能力的县发展得更快、更好。农业农村工作任务重的市辖区，还要突出抓好城乡统筹、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等工作。[4]第二，那些被问责的官员向公众透露的疫情控制信息，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第二种是对工作人员的问责，力求超越行政处分，意在加重。再次，问责之后的复出也很难获得正当性基础。会导致次优或无效的决策，无法提高绩效。参见宋涛：《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期。
第六， 在我们统计的86起事件中，通过媒体的公众参与，大约有14起。[10]比如，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问责案中，林业部部长杨钟作出了表态性检查。
为了都不承担责任，公务员可能会怂恿、支持和协助部长，对议会尽量隐瞒不报。其次，从新制度经济学观点看，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因此，应当通过媒体的报道来追踪、整理相关案例。[25]浏览规范文本的分项统计，多数文本做到了。
来源：《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第一，对公务员问的是执行，都与违反了具体的法定职责权限和明确的行为规范有关。[18]比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年）第62条、《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4年）第29条规定。由于行政管理相对人弄虚作假以及出现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的。
[12]三、 样本分析（II）：规范文本从规范文本看，标题有问责二字的，主要有行政首长问责和行政问责两种。在1979年渤海2号事故调查中，依稀可见。
[44]参见田侠：《行政问责机制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不断放大问责效应。
在政治生活、媒体舆论、学术研究中，行政问责成为耳熟能详的术语，在实践领域的铺开，却是2003年非典之后的事。英国人无情地批评了议会问责（parliament accountability）的无力。SARS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0.6%至0.7%之间。长期的问责实践已形成基本的样式，凝练在大量的中央与地方立法之中，无需推倒重来。3、对传统理论的突破传统理论沉潜的观念是，议会监督是强化政府回应公众的有力管道。在中国，行政问责的活跃，也反衬出人大监督的失落。
截止日期为2012年7月25日。在很多人的研究结论中认为，异体问责优于同体问责，既符合正当程序要求，也能够提升问责成效，因此，鼓吹从行政问责过渡到人大问责。
[31]从上述重大问责事件（案件）的阅读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趣味、磅礴的实践，不少问责都是在媒体公开调查和督促下落实的。透过行政问责，激活了长期沉寂、蛰伏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又添加了新的内容。
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过度的问责会导致程序化，严重影响行政效率。比如，2003年‘非典疫情问责案中，孟学农请辞北京市市长职务的决定获人大通过。
[43]See North D.C. Thomal Robert P.,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7.转引自田侠：《行政问责机制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视问责对象的不同，匹配也恰当。要追责的反而是迟疑不决、当断不断。3、 问责方式正如香港经验所显，做公开道歉（making public apologies）和接受正式的批评（accepting formal criticism）是问责制的核心，是对公众压力的恰当回应。
2004年到2007年这段时期内猛增到29例，占样本数量中的28%。同时，做了两个补充与校正：一是结合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以问责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对上述搜索结果进行了补充。
它是在人大监督、司法控制、社会监督、党内监督之外的一个新事物。党内问责部分先后以党＋问责和中共＋问责为标题关键词进行两次检索。
[41]这是在传统路径上迈进了一小步。政绩不彰或低劣主要指能力低、不能完成人大和上级确定的工作任务、所在部门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和水平低下，群众反映强烈的、效能低下、政令不畅通、治政不严、管理监督不力等。
所以，回应性成就了行政问责的独特性，让它能够揽入行政处分，又超越其间，泾渭分明。[7]参见魏云：《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问责模式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36]参见魏云：《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问责模式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在这两起事件中，媒体介入和回应社会，都依稀可见。
[24]执法责任制和考评丰富充实了执法责任要求、权力运行规则、执法考评标准，《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已将处分事由、程序和救济构建得妥贴周全，让行政（纪律）责任明朗干净，不存疑义。之后又出现在44起问责事件（案件）中。
但这只是附带性的公开义务，是与行政组织之外的问责形态交接。第二，不是由相对中立的委员会听审并提出处理意见，而是提交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行政首长意志起决定性作用。
但是，无论是定义，还是制度设计，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追责有余，回应不足。[20]决策失误实际上包括违法决策、决策结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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